C919商业运营两周年：日利用率超7小时，航线25条，预计今年下线超50架

◆翱翔在祖国领空的歼10飞机。（沈玲摄）

全世界能独立设计、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。1998年3月23日，歼10在成都(chéngdū)首飞，这是(zhèshì)中国航空工业历经(lìjīng)50余年，铸就的“工业王冠”。

它的横空出世(héngkōngchūshì)，将(jiāng)共和国拓路苍穹的历史分成了两段：一段是仿制，改进，尝试研制；一段则是自行设计，现代化的自主研制。

不知不觉中，歼10已走过(zǒuguò)20多年。2006年，它成建制装备部队，让整个世界见识了东方猛龙的(de)利爪；2008年珠海航展、2009年国庆阅兵，世人(shìrén)终于看清了它的面容，大三角翼的鸭式(yāshì)布局，如一柄出鞘利剑。

那些曾是“机密”的故事，也(yě)慢慢解密：从胶片上的设计图，变成“十号工程”，再到“歼10”大家族，历时38年(nián)……前18年数次面临“下马”，而后又“起死回生(qǐsǐhuíshēng)”，最终实现首飞(shǒufēi)；后20年，是不断试飞突破，不断改进成长的20年。

歼10的(de)降生，源于一个建议。

1981年(nián)年底，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向邓小平同志建议，开始搞新一代歼击机，预计初期投资(tóuzī)约5亿元。邓小平批示：“新歼(xīnjiān)项目较为重要，前期投资5亿左右，目前花钱也不多，拟同意。”

一般来说，国外搞一个新机型，没有100亿美元拿不下来，而(ér)新歼的(de)前期经费仅5亿元，以今天的眼光看，实在太少。但在1981年，这可是惊人的数字(shùzì)。要知道，改革开放后，邓小平一再(yīzài)提出“军队要忍耐”，以经济建设大局为重。在军费(jūnfèi)压缩的当口，为什么还要拿出5亿元搞新一代歼击机呢？

“中国停下来，世界却在飞。”刘亚洲上将(shàngjiàng)曾这样描述上世纪80年代(niándài)初的中国空军。十年浩劫后，清点家底，空军装备实在惨得可怜。虽说我军拥有数以千计的歼6，但这种一代战机(zhànjī)，只有防守之功(zhīgōng)，并无还手之力。

脱胎于米格21的(de)第二代战机歼7，1966年研制成功(yánzhìchénggōng)，刚开工就赶上“文革”，“文革”后(hòu)空军装备的歼7和歼7Ⅰ总共不过几十架。

中国(zhōngguó)也曾下大力气研究高空高速的(de)歼8，并于1969年7月首飞成功。然而，从首飞到设计定型用了10年。等到歼8达到实用化阶段时，美军的作战飞机早已(zǎoyǐ)转向了低空(dīkōng)、高速、突防，歼8又落后了。以美国F16、法国(fǎguó)“幻影”2000、苏联苏27为代表的主战装备已发展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。

1982年，空军到法国考察“幻影”2000，葛文墉将军(jiāngjūn)亲自试飞后，显然大受刺激，他撂下话说：“如果将来和他们的飞机对抗，除非是人家犯(fàn)了错误，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打下来(xiàlái)。”

葛文墉回国后还特地给飞机设计师们讲课，他说：“我们现在(xiànzài)飞远航，飞行员必须把地图放在膝盖上，按速度表(sùdùbiǎo)的读数和时钟记的时间(shíjiān)估算里程，按罗盘在地图上定出当时的位置，而‘幻影’2000则已经(yǐjīng)计算机化了。它有平显，飞行员只要将指示标识对准地面目标(mùbiāo)，就飞到了，用不着飞行员去心算，这样又快又准。”

如今寻常(xúncháng)的导航系统，在当时对那些研究飞机的设计师们(men)，竟也是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儿。显然，我们早被人家远远抛在后面。

更紧迫的是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世界局部战争(júbùzhànzhēng)烽烟四起，战争形态(xíngtài)也在发生变化。

1981年，以色列空军14架飞机编队，摧毁了伊拉克的塔穆兹(mùzī)核反应堆(héfǎnyìngduī)，之后全部安全返航，全程2000余公里。

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(xùnliànbù)副部长王明亮总结说，“80年代(niándài)，一系列局部战争有几个鲜明的特征。一是空中力量起主导作用(zhǔdǎozuòyòng)，二是空中力量的主要作用是进攻，三是已经开始(kāishǐ)出现信息化战争的苗头，开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。”

如何应对这些变化？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提出“首先(shǒuxiān)要有强大的空军，要取得制空权。否则，什么仗都打不下来”。这是把空军摆到了军队现代化(xiàndàihuà)建设的首要地位。

空军现代化，买新机无疑是最快捷的(de)方式。为了买不买“幻影”，空军曾组织专家研讨了一(yī)个月。最后一算账，部队的采购费用(fèiyòng)，只(zhǐ)够买24架空机，要使用，不但要买飞机，还有地面维护、武器弹药等配套也要买，总共得花几百亿。

中美建交(jiànjiāo)后的蜜月(mìyuè)期，中美还曾想合作改造歼8，美方同意提供低端发动机和雷达，不过后来因为美国公司反悔，只能作罢。

战斗机因其对抗属性，只能搞自主研发。中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“更新一代(yídài)、研制一代、预研一代”的发展方针，即用歼7、歼8替代老式战机歼6；加速研制歼7、歼8的后继改进型(gǎijìnxíng)战机；预研能够满足2000年前后(qiánhòu)空、海军作战(zuòzhàn)需要的先进战机。

新歼研制拉开序幕，但它要达到什么技术指标，才能与(yǔ)2000年世界(shìjiè)先进飞机抗衡？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，又适应现代战争需要？一切(yīqiè)还有待研究。

1982年2月，第一次新歼方案论证会在京召开，有关领导和航空界专家141人参加。会上提出新型歼击机的(de)空战能力要优于(yōuyú)现有的歼8Ⅱ以及(yǐjí)苏联当时的米格(mǐgé)23歼击机，争取性能接近美制F16战斗机。

为此，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（601所）和南昌的洪都650所，挑灯夜战，不到一个月就(jiù)拿出(náchū)了两个设计方案。

沈阳601所的方案，是在(zài)歼13基础上重生的边条翼布局战斗机。歼8首飞后，空军(kōngjūn)对其性能并不满意(mǎnyì)，根据越南战争中的教训(jiàoxùn)，尤其希望改进空战格斗性能。因此，歼13的研究目标(mùbiāo)是一款类似于早期F16的格斗战斗机。在空军，歼13被命名为“2号任务”，可见其重要性。

南昌所的方案是以强6为基础的衍生(yǎnshēng)改进款。由于强6固有的结构复杂，重量大，可靠性差，所以从一(yī)开始，这一方案就不被人看好。

总共只有两个方案(fāngàn)，而强6衍生方案又是来打酱油的，这样一来，601所的方案，几乎被内定为(dìngwèi)胜出方案。

这也在情理之中，苏联专家撤走以后，国防部集中所有的战斗机设计力量，在沈阳组建了(le)601所。在飞机设计领域，601所是名副其实(míngfùqíshí)的“共和国(gònghéguó)长子”。

至此，新歼与宋文骢（后来的歼10总设计师）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（611所）还(hái)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(tāmen)甚至连参与(cānyù)竞标的机会都没有。航空部只是临时通知他们，来4个人到北京参加评审会(píngshěnhuì)，帮兄弟单位“参谋、完善”。

当时611所，刚刚经历了歼9项目的(de)惨败；总设计师宋文骢还在贵州做歼7Ⅲ的技术交底工作。接到通知后(hòu)，宋文骢匆匆赶往北京，不过他(tā)留了一个心眼，让同事把研究歼9时的鸭式方案资料也带上。

◆宋文骢

让宋文骢措手不及的(de)是，预备会后，时任航空部军机(jūnjī)局副局长(fùjúzhǎng)的王若松突然到房间找到宋文骢，开口就问611所是不是也有可供参考的方案？并要求他在评审会上做一个汇报。

由于事先毫无准备，611所手头连个模型都没有。他们只得去(qù)隔壁房间临时借了(le)几张透明胶片和绘图工具，又熬个通宵，把(bǎ)一些重要图形、曲线和参数画在胶片上。

601所来了(le)30余人，准备充分，第二天一整天都由他们占据演讲台。因为(yīnwèi)是临时安排，王副局长只为(zhǐwèi)611所在日程表之外争取到了15分钟。

第三天(dìsāntiān)，在兄弟单位汇报的(de)间隙，宋文骢抓住机会，从未来战争怎么打讲起，又话锋一转，提出应对超视距空战，战机应该具备的基本技战术指标，而要实现这些指标，新歼(xīnjiān)所应具备的性能，比如要有中距拦射，要有电子对抗等等，而这刚好击中(jīzhòng)了歼13的软肋。

歼13总体布局参考F16，但在雷达、发动机、导弹、电子设备等子系统上比(bǐ)F16逊色，它想赶上F16，但没有超越的野心(yěxīn)。

反观(fǎnguān)611所的方案，采用鸭式布局，当时(dāngshí)世界上除了瑞典的SAAB37,还没有第二家搞这方面研究，可说是超越F16的“三代半”布局；更加大胆的是，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属于(shǔyú)空白的静不(bù)稳定设计，虽然招致质疑，但军队对这种时髦的方案更加青睐。

用营销学的观点看，601所的方案(fāngàn)是在迎合空军(kōngjūn)的需要，而611所的方案，是通过研究未来战争，为空军创造了需要。

为什么宋文骢不但了解飞机(fēijī)，还了解空战？原来，早在抗美援朝期间，他就作为修飞机的机械师参加了空军，因为对空战有着更为感性和(hé)直观的认识，他在研究气动布局时，总会(zǒnghuì)考虑到空军的战术战略。

本来已经一边倒内定的方案，开始出现变数(biànshù)。

此后，坊间都传说是宋文骢用15分钟(fēnzhōng)的论证拿下了(le)项目，不过，歼10项目行政副总指挥晏翔在数十年后对此作了澄清：“这(zhè)个说法似乎简单了一些。这15分钟的方案(fāngàn)介绍是凝聚了这个团队长期工作的结晶，他们很早就为这个方案做(zuò)准备，由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有了整个设计方案的介绍。”

与其说(yǔqíshuō)这次15分钟的汇报是(shì)临阵磨枪，不如说这是歼9研究15年的总结。

歼(jiān)9项目，是和(hé)歼8一起，在1965年作为歼7的后续机型被(bèi)提出来的。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，技术保守的歼8方案(fāngàn)被作为主攻方案重点保障，并在1971年很快上天。而歼9项目，因为要求太高，在601所并不受重视。

1970年，中国大搞“三线建设”，601所成立(chénglì)成都分(fēn)所，把研制歼9的小组直接调去了成都。这个601成都分所，就是(jiùshì)后来的611所，当时的任务，就是继续研发歼9。

宋文骢本是601所培养起来的中国第一代本土飞机设计师，但“文革”期间也只能种种菜(cài)。起初，转移到成都名单并没有他(tā)，但他割舍不下自己钻研了数年的歼(jiān)9项目，就和妻子买来木板，自己装箱，踏上(tàshàng)了转移之路。让(ràng)人啼笑皆非的是，由于太过边缘，宋文骢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，既没有人同意，也没有人反对。

在成都，歼9项目5次更改设计指标，项目5次上马6次下马，各种设计方案(shèjìfāngàn)更是无以(wúyǐ)计数。由于项目在1980年终止(zhōngzhǐ)投资，几乎把611所推到散伙的边缘。

正所谓祸福相依，为了满足军方(jūnfāng)极高的(de)技术指标，设计人员采用了当时在国际飞机设计中少有先例(xiānlì)的“无尾+前翼”布局，也就是后来的鸭式布局。而在歼9的反复折腾(zhēténg)中，611所把(bǎ)鸭翼与主翼的匹配方案都做了个遍，风洞实验进行了上万次，这种对鸭式布局的深刻理解，在世界范围来说，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失败的(de)歼9，使得宋文骢在这次评审会上，拿出了可以信服的理论依据和试验数据。会议决定，暂不确定方案，601所和611所各自完善方案，两个月(yuè)后再议(zàiyì)。

4月，第二次选型(xuǎnxíng)会如期召开。宋文骢这(zhè)回有备而来，为了使鸭式布局更有说服力，他亲自用有机玻璃制作了一个飞机模型。可这模型实在(shízài)太小，下面的同志根本看不清。他灵机一动，把模型拿到幻灯机前，在幕布上投出(tóuchū)一个巨大的投影，就像新一代战机穿梭在云海里(lǐ)一般。

经过5天激辩，空军、海军(hǎijūn)和总参都投了611所的票，认为鸭式(yāshì)布局更先进。而部分航空专家则担心(dānxīn)静不稳定设计风险过大，从而转为支持601所的方案。第二次会议依然悬而未决。

部分专家的(de)质疑并非没有道理，静(jìng)不稳定设计可以带来优良机动性，同时却给飞机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。同期的美苏战斗机最多仅把静稳定性放宽至零(líng)，而我们却要达到负数，这的确让人捏着一把汗。

为了用数据说话，宋文骢团队硬是把三年要做的(de)试验，用一年完成了，先后完成了3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、流谱观测试验。歼10的总体气动布局，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(jīchǔ)，包括复合扭转机翼的理论(lǐlùn)计算和工程化，都(dōu)是这个阶段完成的。

1984年大阅兵中，歼8由于技术问题，没能飞天安门(tiānānmén)，时任国防部部长的(de)张爱萍将军(jiāngjūn)气头上说“沈飞别搞其他的了，把歼8弄好就行了”。

同年，军方(jūnfāng)表态：希望发展有潜力的飞机。可是这款大跨越的新型战机(zhànjī)真能设计出来吗？上级把宋文骢等人找去，问：“你们敢不敢立军令状？”宋文骢不假思索地接过纸和笔(zhǐhébǐ)，又递给他的副手(fùshǒu)谢品，“你的字比我好，你来写”。

一份斩钉截铁的(de)军令状，催生了直冲霄汉的中国第一款(dìyīkuǎn)第三代战斗机，项目代号“十号工程(gōngchéng)”。这项(zhèxiàng)工程如此机密，以至于宋文骢跟弟弟都绝口不谈。弟弟在他家看到几本医学书籍，还以为哥哥改行当了牙医。

◆歼10空中加油。（沈玲摄）

1986年，歼10项目上马，宋文骢被任命为总设计师。正如有机玻璃投影(tóuyǐng)出的身影一样，十号虽然美好，但(dàn)却有些缥缈。

一架战斗机的(de)设计，集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精华，而歼10的研制在当时是航空领域规模最大、技术难度最高、协作面最广的复杂系统工程，需要涉及空气动力、电子信息、材料冶金(yějīn)、机械制造等14个部委、100多家(duōjiā)单位、数十万人(rén)直接参与。

搞一架飞机，就像指挥一个大(dà)军团作战。摆在宋文骢面前最现实(xiànshí)的(de)问题，是如何把各军工单位聚拢到歼10这面大旗下？为此，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备受非议的事，就是对苏式军工科研体制进行了改革：

一是(shì)建立总设计师(shèjìshī)(shèjìshī)系统。系统分为三级：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；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；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(xīn)产品的总设计师、主任（主管）设计师。这是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、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管理。

二是(èrshì)建立技术经济(jīngjì)负责制。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、单个成品试验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、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，成品不合格(hégé)，就不给钱。

三是推广应用计划评审(píngshěn)技术。严格型号研制程序，编制各级网络图，从方案(fāngàn)论证、初步设计、到发设计图和(hé)制造、总装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，通过评审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。

四是组织重大技术攻关(gōngguān)，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(jìnchéng)的技术问题，由总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。

五是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(guǎnlǐ)。

上述措施，都是针对当时科研体制的弊病提出来的。以前的航空科研体系，虽说(suīshuō)也有(yǒu)总设计师，但配套分系统的研制单位，和主机(zhǔjī)所一样属于航空部下属单位，大家平级。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，结果往往就是扯皮，扯来扯去直到型号完蛋了事(shì)。

宋文骢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，等于把全国几百个参加(cānjiā)研制的厂所，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工人，都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(jiàfēijī)上了。

作为总师，没有强有力的(de)手段作保障，如何能够统筹、指挥(zhǐhuī)整个工程的推进呢？又如何保证相关子系统的研制进度和质量呢？正是这套成功的项目管理(xiàngmùguǎnlǐ)，换来了十号工程的进度和质量。

触动利益的改革，引来冷嘲热讽也不稀奇。有人这样问宋文骢：“宋总啊，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10年8年，多则10年20年，你今年已经50多岁了，年龄不饶人啊，这架飞机在你手里(shǒulǐ)最终(zuìzhōng)能设计(shèjì)定型吗(ma)？”

宋文骢的回答很有水平，“我老宋还能活(nénghuó)多少年，这架飞机能不能在(zài)我手里定型(dìngxíng)，我说了不算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(kěndìng)的是，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，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，我们只要为他们(tāmen)铺好了路，到时候我老宋在不在没关系，自然会有比我宋文骢更高明的人来接着干。”

正是通过型号设计师队伍的组建，又经过歼10的实战(shízhàn)磨砺，一批年轻(niánqīng)设计师成长起来，成了我国航空工业最宝贵的财富。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就是宋文骢的弟子，接班时他和宋文骢相差33岁(suì)。

按照国际上不成文的(de)惯例，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(xīn)产品绝对(juéduì)不能超过30%。超过30%，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(jiāng)大打折扣。而(ér)歼10研发过程中采用非常多的新设计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就连原材料、元器件都要上一个陡峭的台阶。有人断言，“歼10的新产品率超过60%，这在航空史上肯定要失败的。”

冒险，其实是无奈之举。我国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(biérén)的(de)(de)飞机为主，总是照猫画虎，航空技术(jìshù)储备少，工业基础差。另外，歼10飞机是个跨代的型号，技术指标要求高。说白了，新的机体(jītǐ)、新的发动机、新的航电、新的控制系统，新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，什么都是新的！

这些难题如何突破？靠别人(rén)还是靠自己？时常要(yào)面临天人交战的抉择。

比如，歼10对于数控(shùkòng)加工水平要求(yāoqiú)极高，尤其起落架部分，是(shì)设计中的一块硬骨头。为了项目的快速推进，和国外合作被纳入了考虑之中。

然而谈判却陷入(xiànrù)了(le)僵局。外国专家高傲地表示：“你们(nǐmen)的技术不行，你们的方案不行，你们的人员不行。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！你们肯定干不了的，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，随时(suíshí)可以再来找我们。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。”

265万美元的评审费，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，换来的仅仅是一个起落架，到底干不干？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说，即使(jíshǐ)有这笔钱，也(yě)不能这样打水漂。他(tā)一直深深记得：1960年苏联专家走了，112厂试飞车间里，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(méizhuāng)好的飞机，都成了钢铁垃圾，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厂房的角落里。

“啃别人的冷馒头，只能是乞丐。”他告诉负责起落架的同志们：“不要(búyào)等，不要靠，也(yě)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，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歼10飞机(fēijī)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。”此后，200多次的试验，轮胎烧穿了一个又(yòu)一个，巨大的“咣当”声听了一次(yīcì)又一次，起落架终于可以承担起了整个飞机的重量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着手引进苏27、苏30等第三代战斗机，空军从训练和装备开始向信息化、现代化军队的转型。这本是好事，却给(gěi)歼10带来了最大(zuìdà)的危机(wēijī)。

苏27引进后，有高层领导(gāocénglǐngdǎo)提出，歼10别再搞了(le)，还不如拿研发(yánfā)的钱买飞机，或者再走一遍引进、仿制、改进的道路，能快速形成空军急需的战斗力(zhàndòulì)、快速获得三代战斗机新技术，省钱、省时、省力，对部队和军工行业都是更好的选择。

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(liúhuáqīng)问宋文骢：“老宋(lǎosòng)，歼10和苏27有何不同啊？”

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进行(jìnxíng)了详细说明和(hé)对比，主张两架飞机各有所长，在作战中互相配合，都是解放军所需要的。最终刘华清拍板，“外国飞机再好，也是别人家孩子，歼10搞出来，才是自家孩子有出息”。

压力，不(bù)只是来自国外，还来自经费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社会上流行着“搞原子弹的不如(bùrú)卖茶叶蛋(cháyèdàn)的”段子，很多军工企业转型，本来制造飞机的，竟然去(qù)制造塑胶手套、饭盒。当时，宋文骢的工资也只有1000元，是广州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。由于经费得不到(dào)保障，歼10的研制已经(yǐjīng)在借钱运行了(le)。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无可奈何的给了两个字，对内叫“熬”，对外叫“拖”。

“你们这是5分钱(fēnqián)想(xiǎng)上长城，连车票钱都没有。”眼看初步设计完成了(le)，却没法发图；眼看青年人下海了，出国了。宋总拿着他的有机玻璃模型，不淡定了。

或许(huòxǔ)是受了立项时的(de)(de)启迪(qǐdí)，他决定把模型放大，先把全尺寸样机搞出来。毕竟，百闻不如一见(bǎiwénbùrúyījiàn)，全尺寸样机可以让试飞员体验操纵，让设计师印证自己的设计和工艺，也能够给人们一个最直观的印象。最重要的是，全尺寸样机可以利用有限的研发经费，展示出阶段成果，鼓舞大家的士气。

◆歼10全尺寸样机装配过程中。

虽然不能飞上天，但该有的(de)一样不少：515个部件，1000多条(duōtiáo)导管，30余公里的电缆，1991年8月27日，经过(jīngguò)了27个昼夜的拼搏，他们终于让这架银色的飞机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就(jiù)在这(zhè)一年，海湾战争爆发了(le)。惨烈的画面和意外的结局，给军委领导极大的震动——别说小米加步枪，就是大炮加导弹的时代都结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飞机加导弹，甚至电子和信息化的时代。

得知歼(jiān)10的金属样机已经完成，中央和军队的各路领导都到(dào)成都参观，江泽民同志定调说“新歼是个宝，在某种情况下比原子弹(yuánzǐdàn)都重要”，从此飞机研制踏入正常轨道。

全世界能独立设计(shèjì)、制造战斗机的国家寥寥无几。如果说(rúguǒshuō)战斗机是工业体系的王冠，那航空发动机就是一个国家工业王冠上的宝石。

自主研发的涡喷15发动机迟迟难以出炉，一直是(shì)歼(jiān)10最大的难题。90年代初期，空军(kōngjūn)引进第一批苏27时，还多买了一些AL-31发动机。刘华清将军亲自拍桌子(pāizhuōzi)决定，给歼10换新发动机，要不然上天没日子！

然而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更何况是心脏(xīnzàng)。换发动机后，整架飞机的(de)管线布局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动，几乎等于推倒重来。

1997年6月2日，新歼01机在132厂完成了总装交付。此时(cǐshí)距离(jùlí)宋文骢的那个制作胶片的夜晚，已经(yǐjīng)过去了15年。总算是曙光初现，“十号”即将从发动机试车，到地面高速滑行，并最终首飞。

谁能想到，接连两次，发动机开车试验失败，叶片(yèpiàn)出现大规模损坏，引进的发动机甚至濒临报废(bàofèi)，整个工程再一次阴云笼罩。

虽然说美国(měiguó)的F22试车时，发动机也打坏了两台。但和美国比起来，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发动机来进行试验？已经戒烟多年的宋文骢，狠狠地抽了几口烟，望着满眼泪水，却依然紧紧咬住嘴唇(zuǐchún)的员工，只说了一句，“让大家(dàjiā)吃饭(chīfàn)去吧”。

咽下苦涩的眼泪，他们进行了从头到尾的排查、封堵。待发动机再次转动时，终于有(yǒu)了龙吟般的轰鸣(hōngmíng)，战鹰的心脏终于能正常跳动了。

1998年(nián)3月12日，距预计的首飞还有短短的十几个小时(shí)，红毯已经铺好，领导的专机也即将到来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(jiēgǔyǎnér)上，机械员张凤贵发现，发动机运转时，机身漏下了不易察觉的三滴油。

地面漏油可能不意味着什么，但要是出现在(zài)空中，燃油稍有泄漏，就可能遇上电火花，说不定会导致整架(zhěngjià)飞机瞬间爆炸解体。

“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(de)疑点，不弄清这三滴油的来源(láiyuán)，绝对不能让我们的飞机带着问题上天！”关键时刻，大家重新冷静下来，最终发现，由于(yóuyú)俄方改装发动机的时侯，有(yǒu)8个密封处没有进行封堵，导致了发动机漏油。

10天后，歼(jiān)10再度站在停机坪上，可惜天公又(yòu)不作美，阴霾笼罩着机场。从上午9点一直等到下午(xiàwǔ)4点，气候条件勉强达到首飞要求。

指挥员把试飞员雷强拉到一边：“雷子，能不能飞？”历经上百次(bǎicì)重大险情(xiǎnqíng)，一路从雷阵里走出来(chūlái)的(de)雷强，沉默片刻：从最初24人试飞小组成员，到5人首席试飞团队，再到今天确定由自己首飞，13年的苦练，不就是为了这一飞吗？他坚定地说：飞！

陪同他的(de)大队政委，看到雷强(léiqiáng)血脉贲张，像喝多了酒一样，一把抓过他的手，脉搏竟然跳到152！跨进座舱，雷强一扭头，发现试飞局局长脸上挂满了泪水。从事试飞17年，这还是头一回(tóuyīhuí)有人在(zài)他飞行前掉泪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，一股悲壮气氛弥漫着整个机场，萦绕在每个(měigè)人心头。

和传统飞机(fēijī)不同，歼10采取了静不稳定设计。静稳定飞机和静不稳定飞机好比三轮车和自行车，前者好控制，但不灵活(línghuó)；后者机动性好，但对飞控系统依赖性强，一旦飞控出了差错，人为无法操纵。国外首飞电传飞控飞机，通行的做法是加载重量，使其变成传统的静稳定飞机，待试飞员(shìfēiyuán)完全熟练(shúliàn)后再(zài)改回来。

航空专家傅前哨告诉北京日报记者，首飞前，他最(zuì)担心的就是静不稳定设计，还(hái)曾写信给空军，希望采用过渡(guòdù)方案，因为飞机研究史上，电传飞机试飞没有不摔的。他哪里知道，最难的电传飞控系统，是杨伟这个15岁上大学(dàxué)，21岁就研究生毕业的天才在把关，之前最为众人担心的部分，却成了歼10最为出彩的地方(dìfāng)。

“今天(jīntiān)，就是缺胳膊断腿，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!”关闭座舱盖，他一下子全无杂念。点火、滑出、加速、拉杆(lāgǎn)，飞机腾空而起，雷强操纵(cāozòng)战机，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试验动作。

按计划完成(wánchéng)绕场三圈的飞行后，雷强又主动请缨(qǐngyīng)再飞了(le)一圈。17分钟后，战机一个灵巧的下滑，稳稳地落在跑道上。下了飞机，他抱住宋文骢说：“宋总，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！”

◆首飞归来，雷强泪洒机场。

一次划时代的首飞圆满地划上了(le)句号。回忆起庆功宴，宋文骢的接班人、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(yángwěi)记得很(hěn)(hěn)清楚：“那时候‘老头儿’已经68岁了，但他很开心，喝了不少酒，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歌，高兴地对年轻人说，我出生于3月26日，歼10首飞成功(chénggōng)是3月23日，以后，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！”

首飞不易(bùyì)，定型更难。

国外所有的第三代(dìsāndài)战机试飞(shìfēi)周期均占型号研制周期50%以上，有的竟达80%。苏27的原型机经过了(le)10年的试飞之后把项目全局推翻(tuīfān)，直至T10S才设计定型；美国的F16边飞边改，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；而歼10试飞周期仅占整个型号研制周期的30%。

歼10飞行的(de)安全范围是多少？对空对地的攻击性能如何？复杂机动的能力又如何？必须有人，用自己高超(gāochāo)的技术，试验出了这些临界数据(shùjù)。用英雄试飞员李中华说过的一句(yījù)话形容：试飞就像摸电门，如果说电量开小，不足以达到试飞的效果，而如果一不小心开大，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(shēngmìngwēixiǎn)。

从基本动作，到对飞行极限的(de)(de)挑战，歼10的试飞(shìfēi)要闯过30多个科目，包括空中对接、低空大表速、大攻角、空中实弹靶试等高难动作，可以说是惊心动魄。

2002年8月23日，试飞员邹建国与周殿学的双机编队刚刚起飞(qǐfēi)不久，就发现了机场(jīchǎng)尽头沙尘暴的迹象，两架歼10如同离弦的箭返回机场，待最后一架飞机落地时，机场已经被黄沙笼罩(lǒngzhào)。

2003年11月24日，试飞员宫庆辉(gōngqìnghuī)进行全载荷试飞时，飞机的左侧副翼失去控制，瞬间产生(chǎnshēng)了接近60度的倾斜角，他驾驶着(zhe)已经操纵十分困难(shífēnkùnnán)的战鹰，平稳地飞回机场，着陆之后，飞行服已经被汗水湿透。

2002年5月6日，试飞员李中华试飞转场(zhuǎnchǎng)特性时(shí)，通过一个仪表的不正常读数判断出了(le)飞机的液压(yèyā)系统可能存在漏油，他果断放下起落架，就近选择着陆。事后证明，如果晚1分钟，飞机的起落架就放不下来了。

2003年8月23日(rì)，试飞员徐勇凌，利用新的(de)方式实现了(le)空中加油的对接。同时中国突破了鸭式布局飞机的空中加油难关，为歼10的正式列装扫清了障碍。

2003年12月25日，实弹打靶，面对突然锁定的靶机(bǎjī)，徐勇凌(xúyǒnglíng)果断使用备用方案，发射导弹，击中目标。若再晚(wǎn)几秒，靶机就会飞出空中走廊。

国外的三代(sāndài)机试飞(shìfēi)中，无一例外都有摔飞机的惨痛经历。然而在歼10的试飞中，虽然飞机出现过故障，但从没有一次事故导致机毁人亡，堪称(kānchēng)试飞史上的“零伤亡”奇迹。

这些奇迹背后，除了功勋试飞员艺高人胆大，还与歼10优良的人机界面相关。过去苏式(sūshì)研发体制毫不重视(zhòngshì)操作者的感受，导致人机工效恶名远扬(yuǎnyáng)。

宋文骢的研发(yánfā)团队(tuánduì)吸取教训，自始至终要求试飞员参与飞机设计，仅雷强就提出各种改进设计建议100多项。

比如驾驶杆、油门杆，当初都是试飞员们用橡皮泥捏出来的。油门杆上的9个按钮应该怎么布置，怎么样才能既舒服(shūfú)，又能把几个手指都利用起来，这都是飞行员(fēixíngyuán)提出(tíchū)来的。再比如控制系统，雷强在试飞时发现拉杆(lāgǎn)时反馈(fǎnkuì)的力量过大，就要求设计人员逐渐往下减，直到合适。然后又让许多飞行员来试用，直到大家都认可。

试飞员直接参与飞机设计，不仅(bùjǐn)使新研制(yánzhì)的飞机更便于操控，还大大提高(dàdàtígāo)工作效率和整体研制进度。像雷强这样的试飞员，被誉为半个总设计师。

2006年12月29日，新华社报道：“歼10将成建制(chéngjiànzhì)装备部队(bùduì)，形成作战能力”。这是歼10揭开了层层面纱，第一次在公众面前(miànqián)亮相。实际上，在此之前，歼10战斗机已经装备部队。

1999年(nián)，科索沃战争(zhànzhēng)爆发，78天的战争，全由空军完成，且号称零伤亡。现代战争再一次显现出对空军的倚重，中国空军的战略也(yě)从防守型，变为了“攻防兼备”。

形势所迫，歼10尚未设计定型，军委领导就决定先投入批量生产，交付(jiāofù)部队提前使用——这个决定，开创了我国(wǒguó)战斗机研制的先河，也实现(shíxiàn)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。

2003年3月，首批飞机(jī)交付部队，宋文骢深情讲道：“新歼到今年已经18岁了，终于可以参军了。”在座的(de)航空人无不动容(dòngróng)，要知道歼10飞机是中国人的“争气(zhēngqì)机”，它在“银河号”受尽屈辱的航行中，它在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废墟里，它在王伟(wángwěi)惊天地泣鬼神的那(nà)一撞击上，把中国人、航空人的悲愤和憋屈，化成了埋头苦干、励精图治。

傅前哨说(shuō)，以歼10为代表，中国的(de)航空工业与西方的差距不再是“望尘莫及”，而是“望其项背”了。

在歼10研制过程中，还催生了(le)我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(xìtǒng)研究室；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铁鸟试验台；国内第一个高度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动态(dòngtài)模拟综合试验台等(děng)多个航空科研设计机构。

宋文骢(sòngwéncōng)曾经这样评价歼10走过的两个18年(nián)：前18年是我们努力论证研制，尝试手工制造，最终实现首飞的18年；后18年，是歼10不断试飞突破，列装(lièzhuāng)部队，成长的18年。然而，他却没能够等到歼10的18岁生日，在(zài)孩子生日的前一天，悄然驾鹤西去。

2018年2月9日，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，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，担负起守卫(shǒuwèi)祖国(zǔguó)空天的使命。

其实，在歼10首飞成功之后，宋文骢就将(jiāng)试飞组织工作交给(jiāogěi)了杨伟，自己则继续带领(dàilǐng)气动设计小组，开始了下一代战机气动设计的(de)(de)摸索。最终宋文骢提出了“小展弦比升力体鸭式布局”，通过机头涡、前边条涡、鸭翼涡、边条涡、主翼涡等诸多涡流的耦合，达到了空前的气动性能。而这个布局，也进而发展成了现在的歼20。

看着写字台前与恩师宋文骢的(de)合影(héyǐng)，歼20总设计师杨伟思绪万千，如果当初没有宋文骢那句“别走了”，他(tā)也许会出国留学，与中国的新一代战机失之交臂。

从歼10到歼20的(de)研制，中国跨代的两型战机(zhànjī)首飞时间仅相隔15年，歼10研发培养出(chū)的团队，正展现了强大的设计能力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服役隐身重型战机的国家。

如雷强所说(suǒshuō)，如果说设计飞机好比小学生学写字。仿制歼6、歼7就是学正楷，然后在设计歼7的时候就开始写行楷了；到研制歼10就有些许多地方(dìfāng)开始自行探索(tànsuǒ)发挥了，属于草书；再到4代机，咱们就不用再受到(shòudào)字帖的限制，可以自成一体了。

本文原载(yuánzài)于2018年9月4日《北京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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